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旧的一年又从指缝溜走，时间的琴键上回响着远方的战火声与身边的呐喊声。这一年，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见证了区域战争的爆发，也具身经历着延宕反复的疫情与疫情防控。
没有多少人会感觉到这一年、这三年是轻松的，只不过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具有无穷的韧性，他们很好地继承祖辈的遗志、担负起哺育后代的责任，把自我投入到家庭与家族的世代发展与历史绵延之中。
其实，不是哪一年特别烂，而是每一年都那样，大风大浪无非警示我们大的政治经济矛盾与挑战从未离去。时代洪流中，个体的生存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主观心境和态度来改善。通过这篇文字，我对自己过去一年的学习生活做一个梳理，整理自己的心境变化与感悟。
这一年，我的身份发生转变，从一名药学专业的理科生变为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随着身份转变同时发生的是生活交际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对学业和志业的初步思考。与此同时，经历的疫情防控和校园管控并没有使我变得极度消沉或者抑郁，反而促使我去思考生命中“动”与“静”的生活方式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些思考并非是毫无依据的空想，它们部分凝炼自我的生活遭遇，部分则是基于这一年的学习和阅读。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将对这一年的阅读情况做一总结，期待与你交流。
一、身份转变
自离开药学院进入新闻传播学院后，我经常被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读新闻传播学？”提问者一般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或者老师，大家默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当下的新闻业几近衰亡。与此相反，大家还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生物医学这类学科的世纪（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但是，提问者不知道的是，在药学学科，普通的本科生或从事科研的研究生大多以“生化环材 天坑专业”自嘲，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快逃”的专业，而读“新闻传播学”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很多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的宣传机器，那意味着稳定性和公权力。这样看来，好像两门学科各自都是“围城”。两个“围城”里的人互相没有达成真正的了解，但却都自我贬抑和互相向往。我想，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其它的不同学科之间。
为什么新闻业几近衰亡？为什么“生化环材”会是天坑专业？什么专业又是真正“好”的专业？这些问题很有价值但我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围城”之间的传播与沟通机制是极为匮乏的，学科的严重分野造成一个个学科孤岛，这才导致了互相之间的刻板印象。简言之，跨学科，尤其是跨文理学科的沟通机制在中国当下学界几乎不存在。我只在某些零星的情况下看到某些机构或大学提供文理背景学者对话的平台，而这些尝试大多只是为了追求热点和流量，并且只局限在学术精英层面而没有扩展到所谓的“科研民工”。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一些新兴学科和研究进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跨文理学科的合作，但那可能只是极少数艰辛的探索。传播学作为追求人与人之间、团体之间有效沟通与达成充分理解的学科，能否在这种问题上做出一些努力呢？
扯远了。现在来回答“为什么要来读新闻传播学？”这一问题。最早下定决心，是二零一九年夏天我在西藏大学的操场上散步时。自那以来，我开始修读新闻学第二专业，经常跑去国定路的新闻学院听课，同时有意识地旁听社会学专业的课程。我善于利用地理标记来联系那些我所经历的事情，于是新闻学院的中庭、六教的大阶梯教室（李煜的《社会研究方法》）成为我记忆中难忘的地点。
后来，我在升学之际选择考研传播学，这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我们利用自然科学探究自然世界的精确规律并应用到改善人类生活的方向上，而社会科学着重描绘和帮助我们理解在人类社会这一巨大“实验室”（有人说，在社会科学领域，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重构过程，才是最大的社会实验室）内所发生的事情，并在生活意义、生命价值以及社会向善的方向上“指手画脚”。拿疫苗举例，在科研人员的攻关基础上，人类拥有了多种新冠疫苗，可是这些疫苗真的充分发挥了其抵御疾病的功用吗？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囤积疫苗，再看看全球南方是如何缺医少药的吧。因为政治经济权力不平等导致的疫苗南北分配不均是科技进步能够解决的吗？更不要说当代跨国医药公司是怎样借助全球化而“医疗化”（medicalization）整个地球的。
总而言之，在技术善恶论各方尚且各执一词的背景下，我实在难以高举技术进步论的旗帜而大唱赞歌。
进一步地，回答“为什么修读传播学”这一问题，不如回答“为什么是乡村传播”这一问题。其实，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在沙垚老师和赵月枝老师那里已经被掰开了揉碎了讲的很好，我只需说自己无比赞同他们的观点。过去几年，我通过背包旅行和自行车旅行，去到了中国过半数的省份，去的村庄远多过城市，见到了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我很感激每一次遥远路途上遇见的人和事，他/她们不仅热爱生活，而且无私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想，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呼唤我们做出更多的成果和有意义的实践，这应该是我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动力与方向。
跨学科转型对我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毕竟一张入场劵对于作为小镇做题家的我来说是不难争取到的。真正遥远而艰巨的，应当是完成身份转变后面临的新的任务与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作为一名新文科生，我如何去培养社会科学的学术思维和问题意识。我想，孙萍老师那句“多读文献多读文献多读文献”可资参考，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关于这一年的阅读，我在后面会专门总结。此外，阅读与实践必须互相结合，这启示我应该多参与一些学术上的实践，在做中学。
社科院的师资是优质的。这个秋季学期，我部分旁听了社会学所的付伟和徐宗阳老师的课程。两位老师都是当下研究农村社会学、城乡融合发展的青年骨干学者，都是北大社会学系毕业。在第一次去旁听付伟老师《社会史》课前，我把他的主要文章梳理了一遍，读完心中十分惊喜。我发现他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并且他回答的问题都是真真正正的时代之问。例如，他那篇关于“来料加工”的文章，是在“中国工业化走何种道路，这种道路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的问题意识指导下展开的；“潮镇”研究，则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是依托怎样的精神气质而达到的”这一与韦伯对话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
我慢慢感觉到，这些学者做学术研究的乐趣与意义不只在于文章数量，更是在于能够多大程度上回答好某个时代之问或历史之问。是不是能够以学术为志业，韦伯说要有纯粹的热情，我想在中国的语境下，还要有对中国发展前途的信心、对人民大众的关怀与同情。黄宗智老师曾说过，自己学术转向的一个关键动力是在价值观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作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
二、“动”与“静”
这一年因为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我尤其体会到“动”的宝贵和“静”的辩证法。
在“动”的方面，一月，我抓住研招初试结束的空档，去到南中国的边境地区骑行，从云南麻栗坡出发抵达广西凭祥。七月，我在浙江缙云参与口述史工作坊。同样是七月，我和队友从成都出发，骑行川藏中线，最后因为疫情在西藏的贡觉县结束行程。
在“静”的方面，我也经历了所谓的“禁足”。三月到六月，我在上海被禁足甚至是被拉到隔离酒店。八月，我在四川巴塘被强制隔离一周时间。九月开学，我在宿舍自我隔离一周。十一月以来，社科院大学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收紧了进出校许可。算起来，“禁足”时光占一年时光的三分之一，不可谓不多。
对于两次骑行旅行，我已逐渐将游记及旅行感悟更新在公众号的“单车旅行”系列中。其中广西沿边公路（二一九国道）的游记已经更新完，分上中下三篇；川藏中线的游记目前已经更新第三篇，后续将继续更新。欢迎你阅读并提出意见。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流动的时代，甚至鲍曼的书都叫做《流动的现代性》，甚至有人要用时间消灭空间。无论是作为数字游民还是无业游民，还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的流动，都是流动。疫情之前，中国至少有先进的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保证了人的迅速而高效的流动。而疫情之下，大流行病的风险管控赋予了国家机器限制“流动”乃至禁止“流动”的权力。在这种局势下，我们愈发珍惜宝贵的流动，庆幸自己逃过某些即将降临某个城市的“静默”或“封城”、想方设法消除北京健康宝那可恶的弹窗、为自己的行程预留七天的提前量以便先去某座城市“洗码”、提前一两天去做个核酸以保证能够顺利进站乘车。这些几乎快成了一种新常态，为的是实现宝贵的“流动”，无声对抗某些地方的层层加码和不合理政策。
“静”则分为强制的与自愿的。强制的“静”往往以牺牲人的自由换来更低的传染病风险，由公权力监督落实；而自愿的“静”只可能在个体层面存在，难以上升到集体层面，因为从来没有某个人敢代表所有人说“我们是自愿的”，而永远有某个人敢代表所有人说“我们是被迫的”。
这一年，我在面对强制的“静”时慢慢磨练出一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并且将这种态度审慎地保留在自己身上。在太湖边的隔离酒店，我每天在房间里健身；在宿舍隔离期间，我报名参与志愿者为同学送餐；在校园管控期间，我和室友每天去小花园散步，反而塑造了十分规律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对于身处房山这一偏僻郊区，我有过自嘲式的理解。在上海的时候，因为自己有辆自行车，所以经常被朋友叫出去骑车。于是，几年下来，我到过上海最繁华的街区，也去过落后边缘的农村，在上海留下了许多足迹。现在来到北京，没有了自行车这一媒介，再加上身处房山，活动的意愿便下降了。是我变懒了吗？仔细想想，其实是我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学先秦文学的室友告诉我，《周礼》约束的不是我们，因为它管的是住在城邦里的居民，而我们只是住在城外的“乡下人”。我倒觉得，住在乡下其实也是一件好事。空间位置上，我们离城远，就离乡近，离精英远，距平民就近。做不到心远地自偏，反过来也未尝不可。
我曾在豆瓣上看到有人偷偷说自己其实很喜欢校园管控的生活，因为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饭点去食堂吃饭，其他时间则在宿舍阅读。这实际是一种自愿的“静”。我想，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多么强烈的物质欲望，而校园的基本公共物质服务即可以很好满足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害怕不规律的意外的“流动”打乱我的生活节奏，又或者说我并没有很强的在“流动”中保证效率的能力。换句话说，疫情之下的校园管控替我出面清除了许多不必要或低效“流动”的可能与需要。
有必要指出，自愿的“静”在非疫情时代是正常的乃至比较普遍的，例如生病或备考等非常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一般是主动减少自己的“流动”，而“镇定自若”的态度在此时就显得十分宝贵，它帮助我们调整心情，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最终平稳地度过特殊时期。这是我想到的“静”的辩证法。
最后，“动”“静”是交替存在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对我来说，过去这一年中，“动”更多是一种看世界的途径，而“静”成为阅读和思考的契机。前者为我积累了相当的鲜活素材，后者则允许我去审视与辨析这些素材和生命故事。这启发我未来应当更好地去安排“动“”静“交替。
三、阅读与思考
在豆瓣上，我把“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实际上，万里路目前是真真切切通过车轮完成了，而万卷书的计划才刚刚开了一个头，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不能完成。
这一年，豆瓣记录我读了四十多本书，此外还有若干文献。事实上，它们主要分布在几个学科或领域，分别是传播学、人类学、农村社会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史。这些可能也是我目前宽泛的学术兴趣所在。
我想，按照研究主题来进行接下来的叙述可能更清晰。我有意识地集中阅读了这些主题：明清史、革命史与社会经济史；流动人口研究；中国基层的社会基础。此外也有一些零星阅读。
首先，关于明清史、革命史与社会经济史等历史面向的主题，我主要阅读了历史人类学领域的《贼民之间》《礼仪下乡》，革命史以裴宜理的《安源》为代表，社会经济史以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及社会变迁》为代表。此外也包括王笛等新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些作品。实际上，在这方面，我的阅读偏向主要还是清末以及更近的20世纪。我试图通过这些材料，了解中国基层社会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面貌与文化基础，当代乡村振兴战略面对的广大乡村具有的厚重基底部分便是形成于那个时间。
在阅读梁漱溟的或与其相关的作品（如《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最后的儒家》）时，我总是感受到梁对中国传统和社会伦理极其强烈的自信，但却不甚了解这种信心的基础从何而来。最近，我旁听《社会史》课程，也阅读了刘永华老师的《礼仪下乡》，这才对中国儒家与礼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其中，尤其是《礼仪下乡》一书以历史民族志的方式研究闽西的地方社区，非常生动地回溯了中国基层在士大夫、地方文化精英乃至庶民的帮助下是如何改革祭祖礼仪，推行乡约并推广祀典神明的。这意味着传统高高在上的“礼”终于“下庶民”，这促使我们深思当下乡村礼仪遗产的时代意义。
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我主要阅读或者将要阅读的是黄宗智老师的作品。黄老师研究和写作回应的是非常大的历史之问，比如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何没有从小农中发展起来。事实上，黄老师的拿手好戏正是“小农”，他近些年一直持续相关的学术观察与生产。无论如何，从经济的视角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是更为可靠的。我想，未来进一步阅读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社会经济与生活面貌的地域区别，例如施坚雅和王笛笔下的成都平原与黄宗智笔下的华北平原、“华南学派”扎根的南中国地区之间的区别。
其次，流动人口研究，是读书小组在新学期的读书活动中无意中切中的一个主题。最初，我们读的教育学，《受压迫者教育学》，后面读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于是我们提议干脆把《我的凉山兄弟》《春去冬回》一并读完，与刘东旭那本书合称“彝人流动三部曲”。此外，项飙老师的“浙江村”、丁未老师的《流动的家园》，郑欣《进城》也纳入了我的阅读范围。这些材料聚焦于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东南沿海变身世界工厂以来，中国数亿人口的流动实践与生命故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这些人背井离乡在外闯荡，打拼出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和物质生活，自己却维持在“候鸟”的状态。
在读“浙江村”序言时，我突然领悟到项老师是在回应一个很大的时代问题。他明显指出来了，浙江村抱团造出来一个自己的社会，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一体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割裂，学界有很多讨论），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就是对“社会分割-价值攫取”发展逻辑的抵抗。我认为，在费老「乡村工业化」设想部分破灭、农村劳务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背景下，我们几乎可以说项老师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进城模式”，它是一个有利于劳动力可持续和幸福感提升的模式，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从费老那里接棒了，是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在九十年代的讨论。疫情期间，在南中国的广州，有一个城中村因为外来人口的遭遇及诉求得到了网络关注。事实上，当下关于城中村的现在和未来已有不少讨论，这种讨论正是接续了项飙老师在九十年代的思考、潘毅、沈原等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思考，回应的是城乡融合与城市化的时代命题。
在较为宏大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思索之余，也有学人从更富有人情味的地缘、血缘与宗族网络切入，讨论经济行为或国家权力主动嵌入地方社会时遭遇的尴尬与消解，展示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纠葛缠绕。在这方面，人类学的“地方性”与批判视角尤其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将心比心”与同情式理解，以《我的凉山兄弟》为例。《春去冬回》《流动社会的秩序》《流动的家园》几本书在达成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示了流动人口的强大韧性和能动性，例如罗木散在《春去冬回》中说到“虽然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影响，但更是他们在成立家庭后主动对生计与生活所做的安排和调整，是他们对主观荣誉的追求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过程”。
最后，对于中国基层的社会基础的兴趣，老实说应该是被付伟老师“来料加工”那篇文章激发的。在这个主题下，我主要阅读了付伟老师的几篇文章以及徐宗阳的《内外有别》。这些材料实际上都来自北大周飞舟老师“行动伦理”的研究脉络或与之密切相关。与上面的历史主题不同，这些研究侧重的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基础，与一些关键词如面子、人情、“不好意思”、交情等有关，它们共同面对着城乡融合的国家战略和工业化及资本下乡的当代实践。当然，这些关键词或多或少是更早的乡民礼仪与伦理传统的当代回音。
在对这一学术共同体慢慢展开阅读时，我发现作者在写作时总是倾向于运用本土化的学术概念，而不像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动辄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或者某个没听过名字的“洋人”（也可能确实是我孤陋寡闻或学养不深吧）。北大社会学的这种风格无疑是受到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北大提出和倡导“文化自觉”的影响，他们清楚知道首先应该在学术圈、知识分子中做到“文化自觉”，更多尝试用中国本土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来理解中国大地上生动活泼的实践与经验现象。反观自身，传播学作为一门舶来学科，早已从西方抵达东方，我想接下来应该尝试的是从东部走向中西部，从城市走向基层与乡村。这种区位的变化与眼光的下移其实可以让学界受益，即便是在课题资金方面。
此外，我还阅读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作品，例如上野千鹤子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有一些感受和启发，但目前没想清楚怎么讲出来，就不讲了。只能说性别确实是一个视角。继续读了一些医学人类学的作品，例如凯博文教授的《照护》《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以及景军老师的一些研究，一方面它们启示我如何去理解和处理自己的和面对身边友人的精神状况，另一方面，它们确实是我这个跨学科人士的心头好。
总而言之，在新的学习和学术氛围下，在行万里路的基础上加强阅读，从年初到年末慢慢变得有意识有规划，我这一年的阅读逐步走上了正轨。这是一件好事，要坚持下去。至于多学科多领域的兴趣，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只是要求我挤出更多的时间并进行合理的分配，况且既定事实就是我的多学科身份。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总在关注，也偶尔感伤。但于我而言，这一年的主线就是完成毕业论文，离开复旦与上海，前往社科院大学与北京，这是一个身份与环境的变化。我想我要感谢复旦。复旦是一所包容性很强的学校，我在这里能够选修或旁听各种课程，参与不同的兴趣团体并在其中活跃，所有这些涵养了我开放包容、文化多元主义的心态，我将受益终身。
这一年有不少遗憾，但我能做的只是抓紧时间，匆匆向前。我期待新的一年能够在新环境中寻找到丰富的水草与滋养，更多投身实践，更多聆听到社会深处的“喃喃细语”。
杨文根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江西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