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这本册子大概有两层意思：
1，历史很重要，自家传统不可丢。几千年来的许多制度设计，有其初心与本意，需用“历史意见”而非今人的“时代意见”进行评判。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
2，今天看来，中国政治制度一方面趋向繁密，束缚了人事（我将“人事”理解为特定文化与制度环境下人或集体的观念、社会行动及其结果），阻碍了人才的自由展布与创新创造；另一方面趋向集权，导致地方无力。
当钱穆先生讲到制度设计背后的初心与本意时，我想他快要触摸到韦伯意义上的心态/观念/精神动力了，可惜他没有再深入，而是回退到制度-人事分析。因此，当他否思中央集权、地方无力之趋向时，似乎就无视了坚持伦理的儒家士人团体对“理性化的专制主义”的反动，后者的历史证据可能是“敬宗收族”。
不过，他批评制度日趋繁密而束缚了人事，这是十分恰切的。这个“人事”我理解为特定环境下人或集体的观念、行动及其结果。钱穆先生提“人事”，一方面强调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心态和行动伦理，所以不能照搬西洋制度（体现在前言部分）；另一方面则尤其强调要简化制度，以保障人才的自由展布（体现在总论部分）。
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末尾，本迪克斯写到 “在这里，我需要根据‘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区别来概述一下前面的论述，因为这种区别是韦伯全部著作的基本主题”。我斗胆依据这一章节来总结一下“韦伯全部著作的基本主题”（其实说是韦伯的“社会观”更合适）吧：
1，区分了社会与政治组织：本质上是两种社会关系。前者是源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这种联系产生于被认为在理智上、感情上和习惯上追求“理念旨趣或物质利益”的行动。此行动引致不同“地位团体”间的权力竞技）；后者则是基于对“正当秩序”与正式组织的共同信念的社会关系。前者体现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印度、巴勒斯坦，以及西欧），后者体现在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之中（卡里斯马型、传统型、法制型）。
2，强调社会与政治组织的相互作用：韦伯把社会与政治组织当作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领域。具体而言，【社会中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形成了影响权力分配的群体，但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并不能充分说明持久的政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威依赖于行政组织和人们对该权威正当性的信念，而后者又影响到多重社会关系，但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也不能说明社会内部利益的异同。】
本书豆瓣链接：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豆瓣)
我最近阅读了三本书，分别是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和罗木散《春去冬回：凉山彝族农民的流动生活》。因为都涉及到“彝人”和“流动”，所以我把它们称作“彝人流动三部曲”。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5，总的来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生产的时期。
终于详细了解了梁漱溟先生思考与实践的一生，这也是我好久以来再一次读的一本传记。除了像一般传记那样以超时空的视角描画和比照人物，这本书还是在与主角保持微妙距离的状态下写成的——书中叙述了梁漱溟先生思想体系的内容及其转变过程，其中不乏作者大胆的基于材料考证与心理学的推测和判断——但这些也在出版转年两人的会面中得到印证。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梁漱溟研究著作。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实干家。他早年说自己绝不参与政治，可后来为了乡建试验、调解国共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很多时候选择做一位边缘的、外围的在野人士。
正如书名，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儒家”，而且可谓是鸿儒、大儒。在思想和行动上，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于三种道路的思考体现了作为儒家卫道者的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之精华，他对“仁”和“理性”的阐释将两千多年前作为超前出世的圣人孔子推崇到了极致，那么当他在农村进行礼乐制度化、团结农民的实验时，他就开始了不遗余力代言农民、以期发展中国的实践者的一生。而在理论思考上就“中国到底是否存在阶级”“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等问题与毛泽东这一20世纪中国最首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时，梁漱溟先生作为同样是20世纪中国最首要的儒家，似乎显得是无力与被动的，他周折于乡村所作的乡村建设之目标反而被他所不很认同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尽管毛和梁逝世后至今中国农民的遭遇让部分人重返邹平去寻求他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乡建的先驱，他是基于中国实际国情和正统儒家精神开展的乡建实验。如果我们无法认定梁漱溟先生在延安窑洞对毛的谈话多大程度上可能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那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和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一样，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与实践精神一直启发和激励着后来与今天的探索者，这是梁漱溟先生留下的无可置疑的宝贵遗产。他对农民的关怀、对中国前途的深切担忧，以及他行动上某种程度的“落败”，让人感伤落泪；但他又说这一生“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晚年的他应该还是相信他最初回答他父亲的那句话吧——“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一开始读到作者把小学说成“国家培育人才的工厂”，我以为这又是某个海外中国研究。字里行间是对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剖析，似乎有对中国现行主流教育体制的批判。可是，当我在中文互联网上对本书作者“李书磊”进行检索时，发现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叫李书磊（后来任中宣部部长），而此书作者的身世几乎不可查。改在维基上检索，这才发现此副校长就是本书作者，在大大任党校校长时他是副手。这让我颇为惊讶，仔细思考之后又觉得合情合理。所以惊讶，是因为体制内人士居然毫不吝啬地批评和揭露体制问题与症结。所以觉得合理，是因为我党高级干部做调查研究，十分近距离地做考察和分析，这本就是自毛时代以来的优良传统。
令人嗟叹的是，书中所描述的如“问答”式教学法、名人崇拜、思想教育渗透、城乡教育差距等问题（此书出版于上世纪末，我推测描写的应该是1998年的情况），在当下依然突出。
书中写到小学“自成一体”，不与村庄发生联系。这使得我想到自己所身处的中国高校——高校是不是亦如此，不与社区发生联系？在国家和社会的二维区分中，高校作为教育机器的一部分，牢牢地依附和从属“国家”，而“悬浮”在社会之上，与社会、尤其是世俗社会，缺乏对话和互动。就算是对口扶贫此类与遥远异乡发生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被外界理解为是遵从国家威权的一种奉承行为。而当曝出丑闻时，高校基本采取隐性公关和默不作声的方式应对，似乎什么也不说就是最好的。高校就这样悬浮在社会上，与普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有机的、良性的互动。怎么破局？我以为学生应该行动起来。（日后做适当延伸）
书中还分析了乡村现代化，谈到了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理念和毛泽东对其的效仿。作者对教育工作有些钻研，但谈论起一个主要是经济与文化内涵的议题就显得有些不太恰切。只作适当参考吧。
整体上，这本书算是一本可读性较高的人类学民族志，其写作笔法甚至可以让一些科班出身的民族志作者汗颜。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