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摘要：中外学术界在论及韦伯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时，强调韦伯有关儒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忽视韦伯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后者在韦伯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韦伯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一方面，国家权力专断、随意而无所不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财政与统一的官僚制度，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这样，国家既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规则，又阻碍异质制度因素在旧体制内出现。
李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中译本序言
熟悉社会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终其一生，他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弗莱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几所著名大学里先后被聘任为经济学教授；而学术界又都公认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其学术著作，无论是从文化论上着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题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一系列（包括中国宗教、印度宗教和古代犹太教）比较文化史研究，抑或是从制度论视角立论的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经济与社会》，都被评价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奠基之作。韦伯25岁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56岁英年早逝，再除去因精神疾患而修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兵役-军旅生活的时间，真正从事学术活动大约只有21年左右。但他在短暂的生命中徜徉于社会科学几个主要领域，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成为社会科学界泰斗，实属德国学术界一个异数。无怪乎雅斯贝尔斯在韦伯逝世当年（1920）发表的一篇纪念演说中就曾表示，把韦伯定位为某一特定专业或学科是不恰当的，韦伯是“我们时代中精神上的伟人”、“人文学科的伽利略”[《论韦伯》]。
（日）滨岛敦俊-《终章 信仰和社会经济》，摘自《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本书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以江南三角洲为地域范围，考察了促使农村居民产生社会共同性的契机之一的共同祭祀问题。这些土神信仰遍及江南三角洲, 但离开三角洲后却基本上见不到。本书证明了总管 (金总管)、猛将 (刘猛将或刘王)、李王三种神作为江南三角洲固有的士神而存在。本书借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总管”—名，把这些土神信仰叫做“总管信仰”。本书证实，总管信仰基本上是元末明初时产生的，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拥有保护漕运的灵异传说。这与明代中期之前生活在江南三角洲农村社会，直接从事经营生产的乡居地主阶层有着密切的关联。与里甲制相伴随, 这些乡居地主阶层在成为当地社会的事实上的支配者的同时，他们又充当了“粮长”，不得不为国家政权负担漕运的役务。这些水运活动, 除了要面临自然风险外，还要遭遇社会系统所引起的诸种风险，有时甚至是使自己倾家荡产的一种重役。总管神的信仰，就是迎合这些乡居地主阶层的切实的心理欲求而产生的。由于农村社会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下，因而总管信仰成为江南三角洲农村的支配性信仰。
16 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革——商业化，给总管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乡居地主阶层的没落、当地社会权力结构的解体，江南三角洲农村成了一个夹杂着部分富农的，在数量上以小农占有绝对多数的社会。保护漕运的传说，对于农民而言并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尽管如此，如本书开头所介绍的那样，直到 19 世纪时，总管信仰在当地仍然很有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阅读札记-王尔勃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书译序。
(8)
文化是什么?威廉斯没有对上百个定义作辦析和分类，而是从文化不仅体现为成果而且也体现为发展矛盾这一点说起。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文化”这些后来才出现的历史系统表述，不但“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经验发生着交互作用”，而且原本在形成过程中就孕育着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难，后来的理论发展怡恰由此生发。
威廉斯认为,文化理论的总基点应当是由维柯最早提出而马克思主义重新加以强调的“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命题。威廉斯曾用一种辦证的系统方式梳理出文化的三层定义:一、人类的一种完善过程;二、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整体的生活方式。前两层显然是指精神生活和艺术方面的业绩，后一层才是他最为看重的。不过，他也看到这种相互联系补充的定义引发了巨大的理论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留下了新的难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的批判,强调人们是通过生产自身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人自身历史的，从而克服了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现了社会与经济之间的构成关系。物质的历史第一次被纳人整体历史之中。然而，留下的难点是将文化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分离出去，文化被看做是由物质历史所决定的次生性的上层建筑。结果，文化作为构成性的人类过程这一意义则被某些人以唯心化的方式加以发展了。到了20世纪，他们甚至以此来排斥和压抑马克思主义。威廉斯的反思和论述便由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