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根

杨文根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次去河南省潢川县调研,有几个感受:

(1)村庄像是企业。自农村改革以来,村庄(行政村)就像一个企业,越来越对接市场。开始是本地市场,接着是区域市场,后来是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招商引资,“请”企业进村,其实就是村庄作为企业拿出了自己的土地资源(一种生产要素)来与这些企业合作。在我们到访的两三个紧挨国道的村庄,加工业、制造业非常发达,不少外来人口居住于此。在发展竞赛中,这些村庄布局早,抢占了先机。这些在村企业,有的是外来的,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有的是原来的个体户自己搞的。虽然后者更多是一种家庭作坊,生产条件相对落后,但也不妨碍这些个体户成为村庄“精英”。

(2)土地变得政治化。早些年,村庄与企业(主要是外来的)的合作带给村庄的收益(主要是土地租金)是非常低的;后来,租金可能慢慢上涨。现在(尤其是2020年后),这种生产要素不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花多少钱都难以租、买到土地了。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土地性质和土地红线成为村庄发展的“紧箍咒”。在河南这样一个肩负粮食生产政治任务、却人地矛盾严重的省份,更是如此。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庄都出现了园区规划、原有设施因土地问题被否决或拆除的现象。书记们在谈到这一点时,都非常失落。土地的非粮化限制和政治化倾向,阻碍了许多村庄的经济发展。一些仍然有可供利用的建设用地(如废弃小学)的村庄,此时就具有更大的优势。

(3)带头人。村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带头人主要是书记/第一书记/主任(很多时候,书记和主任是一肩挑),他就像企业的总经理。书记有想法有头脑,村庄相对来说就能够比较好地发展起来。

(4)道路基础设施。本来,我以为这个问题在脱贫攻坚阶段之后应该不复存在。结果这次看到,在潢川,大部分行政村通向村组的道路都比较狭窄,造成会车困难。若扩宽,则可能侵占农地。“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从来都适用。潢川的村组道路确实造成了许多村庄的发展困难。更有甚者,在我们调研的肖寨村,因为有沪陕高速穿村而过,不仅村组道路狭窄,而且铁路涵洞限高,大车难以通行。驻村第一书记形容其为村庄发展的“天罗地网”。当然,潢川县也在做道路布局。还听说,潢川县有自己的四环和外环。

(5)土地托管服务。土地托管服务是在土地流转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方案,目前也在不少地方试点和推广。从我们熟悉的现象入手,其实农民雇佣收割机收稻子,就是在使用托管服务。现在要试点的,就是从育苗、插秧、打药到收割的全流程托管。对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的辨析,关键是需要区分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土地流转中,经营者同时获取全部收益,向村民支付流转费(一般大约500元/亩),可能同时也向村集体支付一定金钱(感谢村集体帮忙流转土地)。而在土地托管服务中,农民对农地拥有承包权,只是将各个生产环节外包给专门的服务公司(有点像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产生的收益依然归农民所有。土地托管服务,同样具备土地流转的一些优点,例如规模化经营。在具体操作中,村集体可以从众多农户手中收回土地(返租),统一进行土地平整和“小田变大田”(据查,可能新增最多10%的有效耕种面积),然后让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进入,统一经营所有土地。最后,所得收益仍然主要归农户,一小部分则可以归给村集体经济。在我们调研的中心村,建设了一个以供销社为基础的土地托管服务中心,预计可以服务1.5万亩农地,今年截至目前(调研这天是10月17日,属农忙收尾时)已服务5-6千亩。

(6)养老问题。在我们调研的中心村、晏庄村和张庄村,都有日间照料中心在建。其中,张庄村预计年底完工。据说,这个中心是每个乡镇有一个,且由乡村振兴示范村来建。对于这一照料中心,书记们有不同理解,张庄村的岳书记认为,这个建成后可以为村内的老人们提供日间饮食,而晏庄村的施书记则认为可以让老人集体搬迁入住(从而收回建设用地)。对此,要看上级政府对这一机构的功能定位究竟如何。如果只是提供饮食,那就相当于社区食堂,但如果让老人搬入居住,那就是村内的养老院,是否会与肖瑛所言的“回家”相向而行。这是将要消逝的一代人。

(7)共同富裕。做乡村振兴,不能仅仅选出几个特色村然后进去玩一玩,这样虽然自己的项目成绩好看了,却遗失了共同富裕的初心。我们调研的村庄中,既有二产、三产做得非常好的,也有发展得不好,靠一产艰难度日的。我们做乡村振兴,不就是去帮助这些地理环境不好、资源匮乏、特色不明显的村庄,让他们发展起来吗?

(8)村集体经济薄弱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前面说村庄是一个企业,但他的实际营收往往很少。企业和个体户(村庄精英)拿了营收的大头,而对于普通农户,一方面是土地流转金给到农户,另一方面是村民作为雇佣劳动力进入企业工作而拿取工资。村集体在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服务中,很大程度上只是收取了手续费。很多村庄,目前只是在靠之前的专项资金(?)吃利息收入,基本上是每年5-8万,多的10万出头。村集体资产不贬值不流失的硬性要求,限制了投资行为。这样一来,薄弱的村集体经济,导致许多公共服务没有办法自主开展,刚好与折晓叶所描述的那种“超级村庄”相反。


0918


北京及周边

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东段

崇礼站-草原天路东线-张家口站 | 在 Strava 上的 171.1公里骑行路线

怀来站-永定河-京西王平镇

怀来县城-王平镇 | 在 Strava 上的 109.6公里骑行路线
注:1,起点也可以改为八达岭长城站(火车站),从这里去官厅水库。
2,官厅镇也有火车站,4415次火车从北京站出发可到(参考:北京竟然有一趟全国最短的列车 情怀满满 沿途风景更是美到窒息……)。

永定河灌渠(部分,继续探索中)

永定河灌渠(京良路-薛福路) | 在 Strava 上的 20.9公里砾石路骑行路径


刊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摘要:中外学术界在论及韦伯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时,强调韦伯有关儒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忽视韦伯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后者在韦伯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韦伯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一方面,国家权力专断、随意而无所不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财政与统一的官僚制度,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这样,国家既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规则,又阻碍异质制度因素在旧体制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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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社会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终其一生,他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弗莱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几所著名大学里先后被聘任为经济学教授;而学术界又都公认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其学术著作,无论是从文化论上着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题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一系列(包括中国宗教、印度宗教和古代犹太教)比较文化史研究,抑或是从制度论视角立论的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经济与社会》,都被评价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奠基之作。韦伯25岁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56岁英年早逝,再除去因精神疾患而修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兵役-军旅生活的时间,真正从事学术活动大约只有21年左右。但他在短暂的生命中徜徉于社会科学几个主要领域,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成为社会科学界泰斗,实属德国学术界一个异数。无怪乎雅斯贝尔斯在韦伯逝世当年(1920)发表的一篇纪念演说中就曾表示,把韦伯定位为某一特定专业或学科是不恰当的,韦伯是“我们时代中精神上的伟人”、“人文学科的伽利略”[《论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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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以江南三角洲为地域范围,考察了促使农村居民产生社会共同性的契机之一的共同祭祀问题。这些土神信仰遍及江南三角洲, 但离开三角洲后却基本上见不到。本书证明了总管 (金总管)、猛将 (刘猛将或刘王)、李王三种神作为江南三角洲固有的士神而存在。本书借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总管”—名,把这些土神信仰叫做“总管信仰”。本书证实,总管信仰基本上是元末明初时产生的,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拥有保护漕运的灵异传说。这与明代中期之前生活在江南三角洲农村社会,直接从事经营生产的乡居地主阶层有着密切的关联。与里甲制相伴随, 这些乡居地主阶层在成为当地社会的事实上的支配者的同时,他们又充当了“粮长”,不得不为国家政权负担漕运的役务。这些水运活动, 除了要面临自然风险外,还要遭遇社会系统所引起的诸种风险,有时甚至是使自己倾家荡产的一种重役。总管神的信仰,就是迎合这些乡居地主阶层的切实的心理欲求而产生的。由于农村社会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下,因而总管信仰成为江南三角洲农村的支配性信仰。

16 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革——商业化,给总管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乡居地主阶层的没落、当地社会权力结构的解体,江南三角洲农村成了一个夹杂着部分富农的,在数量上以小农占有绝对多数的社会。保护漕运的传说,对于农民而言并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尽管如此,如本书开头所介绍的那样,直到 19 世纪时,总管信仰在当地仍然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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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这本册子大概有两层意思:
1,历史很重要,自家传统不可丢。几千年来的许多制度设计,有其初心与本意,需用“历史意见”而非今人的“时代意见”进行评判。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
2,今天看来,中国政治制度一方面趋向繁密,束缚了人事(我将“人事”理解为特定文化与制度环境下人或集体的观念、社会行动及其结果),阻碍了人才的自由展布与创新创造;另一方面趋向集权,导致地方无力。

当钱穆先生讲到制度设计背后的初心与本意时,我想他快要触摸到韦伯意义上的心态/观念/精神动力了,可惜他没有再深入,而是回退到制度-人事分析。因此,当他否思中央集权、地方无力之趋向时,似乎就无视了坚持伦理的儒家士人团体对“理性化的专制主义”的反动,后者的历史证据可能是“敬宗收族”。

不过,他批评制度日趋繁密而束缚了人事,这是十分恰切的。这个“人事”我理解为特定环境下人或集体的观念、行动及其结果。钱穆先生提“人事”,一方面强调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心态和行动伦理,所以不能照搬西洋制度(体现在前言部分);另一方面则尤其强调要简化制度,以保障人才的自由展布(体现在总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