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详细了解了梁漱溟先生思考与实践的一生，这也是我好久以来再一次读的一本传记。除了像一般传记那样以超时空的视角描画和比照人物，这本书还是在与主角保持微妙距离的状态下写成的——书中叙述了梁漱溟先生思想体系的内容及其转变过程，其中不乏作者大胆的基于材料考证与心理学的推测和判断——但这些也在出版转年两人的会面中得到印证。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梁漱溟研究著作。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实干家。他早年说自己绝不参与政治，可后来为了乡建试验、调解国共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很多时候选择做一位边缘的、外围的在野人士。
正如书名，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儒家”，而且可谓是鸿儒、大儒。在思想和行动上，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于三种道路的思考体现了作为儒家卫道者的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之精华，他对“仁”和“理性”的阐释将两千多年前作为超前出世的圣人孔子推崇到了极致，那么当他在农村进行礼乐制度化、团结农民的实验时，他就开始了不遗余力代言农民、以期发展中国的实践者的一生。而在理论思考上就“中国到底是否存在阶级”“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等问题与毛泽东这一20世纪中国最首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时，梁漱溟先生作为同样是20世纪中国最首要的儒家，似乎显得是无力与被动的，他周折于乡村所作的乡村建设之目标反而被他所不很认同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尽管毛和梁逝世后至今中国农民的遭遇让部分人重返邹平去寻求他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乡建的先驱，他是基于中国实际国情和正统儒家精神开展的乡建实验。如果我们无法认定梁漱溟先生在延安窑洞对毛的谈话多大程度上可能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那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和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一样，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与实践精神一直启发和激励着后来与今天的探索者，这是梁漱溟先生留下的无可置疑的宝贵遗产。他对农民的关怀、对中国前途的深切担忧，以及他行动上某种程度的“落败”，让人感伤落泪；但他又说这一生“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晚年的他应该还是相信他最初回答他父亲的那句话吧——“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